老虏边窟，越险深入，旷日持久。内迫罢弊，外困智力，故见身于鸡头，分兵拟西陵，其计不过谓可转是前迹以摇动江东。根未著地，摧折其支，虽未刳备五藏，使身首分离，其所降诛，亦足使虏部众凶惧。昔吴、汉先烧荆门，后发夷陵，而子阳无所逃其死；来歙始袭略阳，文叔喜之，而知隗嚣无所施其巧。今讨此虏，正似其事，将军勉建方略，务全独克（《吴志·吴王传》二注引《魏书》载诏答。）。

昔隗嚣之毙，祸发枸邑；子阳之禽，变起捍关。将军其亢厉威武，勉蹈奇功，以称吾意（《魏志·文帝纪》注引《魏书》）。

君生于扰攘之际，本有纵横之志，降身奉国，以享兹祚。自君策名已来，贡献盈路。讨备之功，国朝仰成。埋而掘之，古人之所耻。朕之与君，大义已定，岂乐劳师远临江汉？廊庙之议，王者所不得专。三公上君过失，皆有本末。朕以不明，虽有曾母投杼之疑，犹冀言者不信，以为国福。故先遣使者犒劳，又遗尚书、侍中践修前言，以定任子。君遂设辞，不欲使进，议者怪之。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，乃实朝臣交谋，以此卜君，君果有辞，外引隗嚣遣子不终，内喻窦融守忠而已。世殊时异，人各有心。浩周之还，口陈指麾，益令议者发明众嫌，终始之本，无所据杖，故遂俯仰从群臣议。今省上事，款诚深至，心用慨然，凄怆动容。即日下诏，敕军但深沟高垒，不得妄进。若君必效忠节，以解疑议，登身朝到，夕召兵还。此言之诚，有如大江（《吴志·吴主权纪》黄武元年）！

孙权残害民物，朕以寇不可长，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。今征东诸军与权党吕范等水战，则斩首四万，获船万艘。大司马据守濡须，其所禽获亦以万数。中军、征南，攻围江陵，左将军张合等舳舻直渡，击其南渚，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。又为地道攻城，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，此几上肉耳。而贼中疠气疾病，夹江涂地，恐相染污。昔周武伐殷，旋师孟津，汉祖征隗嚣，还军高平，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。且成汤解三面之纲，天下归仁。今开江陵之围，以缓成死之禽。且休力役，罢省繇戍，畜养士民，咸使安息（《魏志·文帝纪》注引《魏书》）。

昔南越守善，婴齐入侍，遂为冢嗣，还君其国。康居骄黠，情不副辞，都护奏议，以为宜遣侍子，以黜无礼。且吴濞之祸，萌于子入；隗嚣之叛，亦不顾子。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，今六军戒严，臣恐舆人未畅圣旨，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，是以为之兴师。设师行而登乃至，则为所动者至大，所致者至细，犹未足以为庆。设其傲很，殊无入志，惧彼舆论之未畅者，并怀伊邑。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，各明奉禁令，以慎守所部。外曜烈威，内广耕稼。使泊然若山，澹然若渊。势不可动，计不可测（《魏志·王朗传》）。

王纲失道，群英并起，龙战虎争，终归真主，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。自古圣帝，爰逮汉魏，受命而王者，莫不在乎中土。河出《图》，洛出《书》，圣人则之，以兴洪业，其不由此，未有不颠覆者也。隗嚣凭陇而亡，公孙述据蜀而灭，此皆前世覆车之鉴也。圣上明哲，宰相忠贤，将比隆黄轩，侔功往代。衔命来征，思闻嘉响，果烦来使，告以德音，此非人事，岂天启哉？昔微子归周，实为上宾；君子豹变，义存大易；来辞谦冲，以礼舆榇。皆前哲归命之典也。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，自非通明智达，何以见王者之义乎（《蜀后主传》注引王隐《蜀记》）？

昔黥布叛逆，汉祖亲征；隗嚣违戾，光武西伐。烈祖明皇帝乘舆仍出：皆所以奋扬赫斯，震耀威武也。陛下宜暂临戎，使将士得凭天威。今诸军可五十万，以众击寡，蔑不克矣（《晋书·文帝纪》）。

昔王莽之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据郡，欲弄神器，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，未必以其势之广狭，惟其德之薄厚也。是故于时更始、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已广大，然莫不快情恣欲，怠于为善，游猎饮食，不恤民物。世祖初入河北，冯异等劝之曰：「当行人所不能为」。遂务理冤狱，节俭饮食，动遵法度，故北州歌叹，声布四远。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，吴汉、寇恂未识世祖，遥闻德行，遂以权计举渔阳、上谷突骑迎于广阿。其馀望风慕德者邳彤、耿纯、刘植之徒，至于舆病赍棺，襁负而至者，不可胜数，故能以弱为强，屠王郎，吞铜马，折赤眉而成帝业也。及在洛阳，尝欲小出，车驾已御，铫期谏曰：「天下未宁，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」。即时还车。及征隗嚣，颍川盗起，世祖还洛阳，但遣寇恂往，恂曰：「颍川以陛下远征，故奸猾起叛，未知陛下还，恐不时降；陛下自临，颍川贼必即降」。遂至颍川，竟如恂言。故非急务，欲小出不敢，至于急务，欲自安不为，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！故《传》曰「百姓不徒附」，诚以德先之也。今汉遭厄运，天下三分，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。陛下天姿至孝，丧逾三年，言及陨涕，虽曾闵不过也。敬贤任才，使之尽力，有逾成、康。故国内和一，大小戮力，臣所不能陈。然臣不胜大愿，愿复广人所不能者。夫挽大重者，其用力苦不众，拔大艰者，其善术苦不广，且承事宗庙者，非徒求福祐，所以率民尊上也。至于四时之祀，或有不临，池苑之观，或有仍出，臣之愚滞，私不自安。夫忧责在身者，不暇尽乐，先帝之志，堂构未成，诚非尽乐之时。愿省减乐官、后宫所增造，但奉修先帝所施，下为子孙节俭之教（《蜀志·谯周传》）。

诸葛诞造为凶乱，荡覆扬州。昔黥希逆叛，汉祖亲戎，隗嚣违戾，光武西伐，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吴、蜀，皆所以奋扬赫斯，震耀威武也。今宜皇太后与朕暂共临戎，速定丑虏，时宁冬夏（《魏志·高贵乡公纪》）。

圣人之所以长有天下者无他，得其民心而已矣。末世之所以失之者，丧其民心而已矣。民心之所欲归，兵不可以驱而散；其所欲去，利不可以诱而还也。其事至近而所系至大，其说至易见而智亦时有所惑也。西汉之亡也，其君非有苛毒加于民，特以柔闇而无决，承之以幼懦，主之以母后，聪明威令，不能过房闼之外，而天下之柄，奸臣得以盗而有，非汉之失民，非民之厌汉也。及化为王氏，有王田之扰，有六筦之侵，师旅兴于前，旱蝗继于后，夷狄攻其外，寇盗攘其内，使天下之民溃裂四出而不知所从，遂以攻莽而亡之。当是之时，民苦其乱而思向时之安，以为能安天下者，刘氏而已耳。故圣公起于荆，盆子起于海曲，王郎起于赵，刘永起于睢阳，伯升起于宛，皆唱之于刘氏，奋梃以为器，揭衣以为旗，徒步振呼，而郡国之众云集雾聚，莫不为之用，虽有隗嚣、公孙述、张步之徒，相与驰逐奋取，卒所以得之者，刘氏也。及天下定于东汉，而百姓果得其所欲。以光武之圣，显肃之明，其治皆杂于儒雅，而隆师重道，修举礼乐，以率其民，民之与行为义者，几多于三代。殇、安之后，女主权臣，常握祸福之柄，民之所以未入于涂炭者，行义之臣奋不顾死，力争于朝，以折嬖邪之锋也。及桓、灵继统，宦官之势愈烜赫于天下矣，而贤者终不为之少屈。彼贤者之盛于下，知其必能再起刘氏之治而不利己，诛其一人，则死者一人而已，未足以痛杜其后而为忠信之戒也，乃目之以钩党，诛杀禁锢天下之贤人处士殆尽，其祸盖不减于秦。又以宦官子弟为民之牧宰，侵掠残困，民焦然不知为生之乐，莫不挼掌捩腕，疾视其上，欲汉之亡者，盖十九矣。故黄巾一起，同日而应者三十六万。何盗之多耶？民以谓汉德不若黄巾之可从也。及汉之已亡，所谓袁绍、袁术者，以庸庸之材，几有天下之半，人归之者襁负而相属。彼一袁为可归耶？诚以袁氏继世为汉三公，其所出力而排祸难者，德有多于刘氏，如此而已。以此知刘氏之见绝于天下也。孔明承之，又欲以区区之蜀为光武之举，信大义而复之于汉，其名虽顺，而四方莫应，岂非民心去汉而然哉？勤苦艰难，终不能以亟定。是非昭烈、孔明之罪，桓、灵之恶怨于民心之深也。其如霸蜀之业，则孔明之才力致之，与魏、吴他姓之兴者盖等耳，非有思汉之助也。西汉亡而复之之易，东汉亡而复之之难，民心之去就，可不畏欤？《书》曰：「民可近不可下」。故王者之祸，莫大于失民心。或曰：汉之兴亡，天也，非人事也。是乌足以知治乱？

闻五帝无诰誓之文，三王无盟祝之事，然则盟誓之言，始自三季，质任之任，起于周微。夫贞夫之一，则天地可动，机心内萌，则鸥鸟不下。况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，猜生于我而望彼之必怀，何异挟冰求温，抱炭希凉者哉？且夫要功之伦，陵肆之类，莫不背情任计，昧利忘亲，纵怀慈孝之爱，或虑倾身之祸。是以周、郑交恶，汉高请羹，隗嚣捐子，马超背父，其为酷忍如此之极也。安在其因质委诚，取任永固哉？世主若能远览先王闲邪之至道，近鉴狡肆徇利之凶心，胜之以解网之仁，致之以来苏之惠，耀之以雷霆之威，润之以时雨之施，则不恭可敛衽于一朝，炰哮可屈膝于象魏矣。何必拘厥亲以求其情，逼所爱以制其命乎？苟不能然，而仗夫计术，笼之以权数，检之以一切，虽览一室而庶征于四海，法生鄙局，冀或半之暂益。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，以遂孥戮之罚，亦犹渎盟由乎一人，而云俾坠其师，无克遗育之言耳。岂得复引四罪不及之典，司马牛获宥之义乎？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，辄有二三之言，曲哀其意而悉活之，则长人子危亲自存之悖。子弟虽质，必无刑戮之忧，父兄虽逆，终无剿绝之虑。柔不究明此术，非盛王之道，宜开张远义，蠲此近制，而陈法内之刑以申一人之命，可谓心存小善，非王者之体。古者杀人之中，又有仁焉。刑之于狱，未为失也（《魏志·高柔传》注）。